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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中之脑的迷思
来源: | 作者:吴江水 | 发布时间: 2020-02-19 | 350 次浏览 | 分享到:

“你知不知道‘缸中之脑’?”多年前,当听到一名初中生居然问起这个,我的大脑真的“嗡了一下”。这是个连大多数成年人也从未想过的问题,早年只有过简单的浏览,早随着岁月的消磨淡出我的视野。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请允许我故弄玄虚装作高深,算是个哲学命题,由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计算机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19262016)在《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提出。这个命题是假设一位疯子科学家将一个大脑从人体中取出后放在装有营养液的缸里,以维持大脑的生理活性的同时用超级计算机通过神经系统向大脑传递和反馈各种信号,使大脑所体验到的世界其实是计算机制造的虚拟现实。其问题是,这个大脑能否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虚拟现实之中。或者说,这个大脑能否确定自己是在颅中还是缸中?如此烧脑的命题曾令无数英雄尽折腰。它带来的迷思,是怎么知道我们自以为是的世界到底是现实还是虚幻,以及“唯物主义”唯的是什么“物”。而这类主题的众多科幻大片,不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也带来一系列的头晕目眩。我相信有许多人,包括我,看明白的只是情节而不是其中的理论。


缸中之脑示意图,一切来自超级电脑的输入和反馈,均为幻觉。

命题的提出者,希拉里·普特南,多学科发展的著名学者。

作者提出命题的著作《理性、真理和历史》


尽管这类实验尚无可能,但通过人为控制的小环境改变动物或人类的习性却离我们并不遥远。在一篇英语课文中看到,早在1874年,英格兰人类学家、优生学家、热带探险家、地理学家、发明家、气象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法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提出了心理学上的naturenurture,即“先天”和“后天”(也可理解为“本性”和“养育”),是塑造人的未来个性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作家、发明家、社会学者、哈佛大学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的奠基者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等人则更进一步,认为控制环境就足以塑造任何孩子的个性,而无论其先天取向。他的主要著作《科学与人类行为》发表于1953年,提出了人类行为分析理论并研究了人如何控制别人、社会力量实施的有效控制、对人类行为的控制等。听着有点毛骨悚然,不过他只是位严谨的学者,并不是在为某些人的控制他人出谋划策。他塑造个性的方法,与控制缸中之脑非常相似。著名的“斯金纳箱”实验,就是将受试者置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采用“刺激反应后果”的模式,通过对不同的反应行为不断、立即地奖励或惩罚而改变受试者的反应模式及性情。他的方法对于训练动物非常有效,在训练人类方面也如出一辙。某种纪律的维系、戴着温情面纱的“绩效考核”,背后都是以奖励作为“正增强”、以惩罚作为“负增强”,驱动人们遵守秩序、形成习惯。

但早在斯金纳之前,人类不仅早已用这种方法驯化动物,也在驯化人类。当年的苏联、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日本以及当下的东邻所用的都是同样的办法,制造一个没有“杂音”的封闭环境,只流通需要灌输给国民的信息,用胡萝卜和大棒将国民驯化成看不到自己的苦难、无怨无悔地供驱使的生产工具和战争机器。如同用一台超级计算机,控制着无数个缸中之脑。这种损害是物理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多次的反复刺激,使神经元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固定联系,以至于从特定的刺激到特定反应之间并不经过大脑的思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高学历、满世界跑的人仍旧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有知而无识地背着一直住着的那口井云游四方,因为那里有“家的感觉”。对于秩序的制订者,这样的结果堪称完美,因为管理对象就是维护者。当满清开始强迫汉人剃那丑陋的发型否则“留发不留头”时,人们还知道屈辱。但那发型很快就成了“传统”,以至于清廷覆亡后被强行剪了辫子的遗老遗少还要哭天抢地。至于跪拜并自称“奴才”的“礼仪”,当英国使臣坚决不跪时,跪惯了的臣民们比皇帝还要义愤填膺地斥责其“不懂规矩”,却从没想过这种规矩是否本就不该存在。要维系缸中之脑的幻觉,就不能让缸中之脑有质疑精神和逻辑能力。缸中之脑非常自信、坚定,因为被固化的神经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唯一正确、永远正确,一切“就是那么一回事”。而缸外之脑则一直在纠问真相、质疑结论,在没有证据和论证之前往往既不“自信”也不坚定,也因此令人“讨厌”。而不容质疑、混淆逻辑、隔绝信息,就可以安全地让缸中之脑产生信息渠道依赖、思维模式依赖,并塑造出自成一体、不辩是非善恶的意识体系。但这种与人类文明隔绝的意识体系,对于一个民族无疑是种戕害。例如德国,从二战后被一分为二到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统一,被老大哥的意识形态“圈养”了四十年后的东德——曾经的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人的严谨、勤奋不见了,他们要的不是机会平等而是物质平等、工作不是尽职尽责而是完成任务得到奖励。尤其是前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扭曲了所有东德人的灵魂。当年先后有60万人为其服务,人数与纳粹的盖世太保相当,密度则远远超过。东德倒台前共有9万多正式工作人员、17万多名“信息员”,许多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教授、宗教人士,也为了政治前途或经济利益而加入其中。按1990年时的1600万人口计算,大约每60人就有一个在职的监视者或告密者。全国有三分之一人口被建档监视,不光监视他们的“敌对行为”,还监视他们的起居、隐私。


史塔西的徽标,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在监视方面他们确实如此。

原史塔西总部办公大楼,现史塔西博物馆

史塔西使用的信封开封机

如果不是东西德合并后档案公开,人们看到自己的同学、邻居、亲友甚至丈夫也在告密者之列,人们还无从想象那段历史的人性之恶。这些人自己也是受害者,却在忠诚地监视、告密、加害别人,哪管别人可能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在拍摄反映史塔西活动的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年)时,史塔西博物馆馆长拒绝了导演的拍摄请求,因为在史塔西的历史中,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那是个连没失底线都算是“人性的光辉”的时代,但愿它永远不要回来。斯金纳于1974年从哈佛大学退休时发表的小说《沃尔登第二》(有译为《桃源二村》),则更有深意。在一个操作条件性刺激所形成的社会里,孩子们从诞生开始就进行严格的条件形成训练,所有的行为都受到控制,以实现全体的利益和幸福。但他留下一个令人深思的关键问题:谁有制定社会准则和控制每个人生活细节的权力?
  按他所在的美国的《独立宣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或者说,同为被造之物的人类,谁都没有此等权力。甚至当人类偷吃禁果有了自我意识后,上帝也无非由他们去自担生死和苦难。
  回到现实。生活在信息闭塞的缸中或井中,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合理”,自然会轻松愉快。如同三位拾粪老汉的故事:甲说哪天他当了皇上,就换一把金叉子拾粪。乙说他要是当了皇帝,就规定天下的粪只能由他拣。第三位嘲笑他们太没见识,说是假如当了皇帝就派人拣粪。虽说境界有别,但都是满满的粪能量。但你若多嘴说世上比马粪好的东西多了去了,他们的回报往往不是感谢而是挥来的粪叉。写累了,就此打住。对了,谁看见我的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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