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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秦晖:文化无贵贱,制度有优劣

[发布日期:2015-12-01] [字体: ]

热议秦晖:文化无贵贱,制度有优劣

作者:老蝉

秦晖老师在他的《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中提出这样一个区分:“‘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他用了很多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比如喜欢中餐还是西餐,这个选择就是一种文化,而这个选择的前提是:你必须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喜欢中餐的你,可能被强迫吃西餐,反之亦然。接着,他又用归谬法,来论证如果不做选择什么能否选择的区分,我们就可以从制度的优劣推导出文化的高低,而文化的高低有可能导致民族的高下,以至于要进行国民性改造。

秦晖在此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使用了略显冗长繁复的举例和论证---他试图撇开中西文化之争,规避普适价值之争,将宏大的文化叙事与实践的政制建设区分开来,把政制建设作为一种先行于文化的选择,作为一种多元价值理念的前提,来引出自由这个元一级的概念,显然,在秦晖那里,自由是属于能否选择的,是不属于文化的。

让我们引用一下秦晖的论证,有点长但很重要:

[能够选择——文化比较的前提]

  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化应当是值得追求的。但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指的是每个人,乃至个人组成的人群(民族或文化认同群体)都有权保有独特的价值偏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文化之别就是所爱之别,选择什么之别。而这样一来,在逻辑上我们就不能再把能否选择当作文化之别了。比方说,如果把信儒家和信基督教当作两种文化——就是当前人们常说的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而且我们认为这两种文化应当互相尊重、多元共存。那么我们就首先肯定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这个前提,即肯定了无论儒家还是基督徒都不能搞神权专制、异端迫害。如果我们同时又把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神权专制异端迫害两者也当作文化之别,而且还主张这两种文化应当互相尊重,多元共存,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异端迫害是应当允许的。但是允许了异端迫害,还谈得上儒家与基督教的多元共存吗?显然,主张文化多元,就不能允许异端迫害。越是坚决主张文化多元就越不能容忍异端迫害。但如果把异端迫害也当成一种文化,那不允许异端迫害反倒成了破坏文化多元了。越是主张文化多元就越是破坏文化多元,这叫什么逻辑?同理,信仰自由也不能说是一种文化,否则越是主张文化多元就越只能认可这一种文化,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但是信仰自由与异端审判当然有严重的区别,这就是能否选择的区别。你可以把它叫做制度的区别,也可以另外造名词,但无论如何你不能把它叫做文化之别。否则你就不能把选择什么也叫做文化之别,不能把各民族特殊的价值偏好叫做文化文化也就与民族性无关了——改革前正是这样讲的,但因此那时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多元化的说法。】

这段论证虽然有点绕,但道理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多元价值论本身当做一个绝对价值来看待的话,那就会产生矛盾---既然你赞同多元文化,那么,多元文化这种价值观本身是绝对的吗?这就是老生常谈的普适价值悖论了。当我们坚持一种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同时,我们其实同时又在推销一种绝对价值观念!

因此,秦晖聪明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多元文化本身这种价值观独立出来,将其与文化价值观相区分,而把它作为一种先行于文化的前提或者公设(共识)来看待--即自由选择这个观念,这样,悖论即刻消解。而自由--能否选择作为绝对理念固定了下来。

对应于现实,这种能否选择就是制度的建设,就是走出XX

但是,秦晖的这种为了防狼而把羊也一起关在了栅栏外的做法(即他不将能否选择作为一种文化之别的特征)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刘瑜在那篇为秦晖本书写的书评的最后几段中,做了符合她女性气质的温和含蓄的反驳,有必要再次大段引用一下: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从文化回到制度。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知识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中西文化之辩上了,对此,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游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优越,但是游戏规则却有优劣——如果一个游戏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游戏规则。

因此,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底线自由的制度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不过,当秦晖先生小心翼翼地将文化制度剥离时,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制度的理念。也就是说,对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的要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爱穿旗袍还是西装,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秦制还是周制西式个人主义还是日式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制度。显然,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那么,制度有高下必然推导出文化有高下” ——那种尊重底线自由的政治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蔑视这一底线自由的文化观念,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认为裁判可以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识分子追求共同的底线固然很重要,但是从政治上而言,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政治文化共识)。

 

建设这种政治文化的共识,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政治地解决,另一方面,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韦伯曾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不可能的世界,他将无法实现可能的世界。秦晖先生所坚守的,或许正是这种在不可能面前不断开拓可能的勇气。】

刘瑜的文笔和修辞真是无话可说,我不得不佩服,他将秦晖的软肋暴露无遗,但又同时对秦晖的这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做了一个客观的褒扬,确实,我们中国需要有更多的秦晖式学者。

刘瑜指出的其实也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问题,很多人一定已经认识到秦晖的这个显然牵强的隔离---将制度建设与文化相隔离。

上面大致叙说了秦晖老师这篇文章的大意,以及刘瑜对其的补充评论。下面夹带一些老蝉私货。

1、文化有高下但无贵贱

秦晖用一种归谬的方式论证说,在不做选择什么能否选择的区别的情况下,如果制度有优劣,必然会推导出文化优劣,必然后会推导出民族(国民)性的优劣。这显然是会导致种族主义,不论在东西方,都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文化有高下这种荒谬的观点可以否定掉。

但是如果我们说文化有高下,但无贵贱,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那么,秦晖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了呢?答案是肯定的。

世界上几大文化,是本质不同还是古今不同抑或其它不同?有交集也有补集?

如果文化间是本质不同的,那么我们似乎无法比较其高下,而不只能比较其相异之处。但文化虽然本质不同,乃是指其核心观念不同,它们在一定领域内还是有可比较高下之处。比如中国古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相比,从结果上看,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而西方得以科学昌盛,这个李约瑟问题在学术上争论不休,在此没有必要展开论述。我们想说的是,讲究实用,讲究技艺的中国古代科学,相较于古希腊的演绎体系,高下是立马可见的。我们说文化有高下,在这样论域下,是合理的。再比如说,一个人的智力有高下,有的聪明,有的迟钝,这是事实判断。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聪明人高贵,愚苯人低贱。这种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在做了这样的区分后---文化有高下,但无贵贱---秦晖的归谬问题就不存在了,因此,将制度与文化做区隔的理由也不存在了。

2、世界上是否存在绝对真理?

秦晖关于能够选择——文化比较的前提这段论证实际上是对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这个命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这个命题是一个自毁命题,即当它为真时,会得到矛盾的结论,为假时不矛盾,故,永假。而世界上存在绝对真理则是一个自成命题,即为真时不矛盾,为假时矛盾,故,永真。

再来让我们看看刘小枫在《刺猬的温顺》中的一段话:

【一九五八年,伯林发表了使他声誉卓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没过多久,施特劳斯就在相对主义1961)一文中首先纠弹伯林的观点。〔2〕伯林自诩英国经验理性传统中人,其思想逻辑明晰有力、咄咄逼人,施特劳斯却偏偏纠弹伯林自由论的逻辑矛盾:伯林将消极自由看作一种绝对的价值,论证却是如下宣称: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施特劳斯并没有就消极自由的观念本身说三道四,仅指出,伯林用来支撑消极自由概念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恰恰是一种绝对主义。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何以可能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来捍卫?

这一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相当奇妙,也意味深长。伯林看到这样的纠弹,心里一定不舒服。】

 

秦晖充分认识到自由主义者坚持的多元价值观在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因此,这篇文章通篇为了避免这个矛盾而做了最努力的辩护。厚道地说,秦晖是部分地成功了,他做的区隔确实在学理逻辑上解决了这个普适价值之争的问题,但他这种区隔却是过于严格或者说是过于主观的。就如罗素为了解决其著名的集合论悖论(通俗版本为理发师悖论)而建立了分枝类型论一样,对集合的每个层级做了限制,这样就避免了悖论的产生。秦晖实际上使用了同样的逻辑(在此说点题外话,如果你要增强你的理解能力,那么去学点数学吧)。有人这样评论罗素的分枝类型论:为了防狼而把羊也一起关在了栅栏外。而刘瑜也已经简明扼要地点出了秦晖的这个问题。

3、吊诡之处

我们假设秦晖的论证是成立的,那么也会产生一种吊诡的情形:

自由先行在实践上是可行的,也是应该的,但吊诡的是,让你自己选择了,你却偏偏选择不能选择,也即,让你自由了,你却选择了不自由。

这就是中国百年来的现实,当秦晖冷静而有条理地梳理中国的近代历史时,他得出的结论是要走出xx,用制度来保证这一切。但是,客观事实是,中国政治似乎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个迷宫?为什么?

中国似乎天生没有自由的基因,没有现代文明的种子,科学不在中国产生,现代文明制度不在中国产生,中国百年来都在做学生,而且是一个不太合格的学生,阿玛蒂亚·森曾赞扬日本是学习西方文明比较合格的一个学生,同时也是亚洲同胞们的一个老师。当然这并不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等很多的坏的思想。

为什么?绝非简单的制度建设可以解决问题说明问题。

而追根问底,追问到极致,最终还在于人!制度由人建立,文化由人创造,不是屁股决定脑袋,而是脑袋决定屁股,你这样做不是因为你这样想,相反,你这样想,恰恰是因为你这样做了。因此,我们的专制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想,而恰恰是我们行动的结果,这种行动某种意义上是由基因决定了的。那么我们该接受这个宿命论结果吗?NO,这个基因是可以突变的,靠文化精英们突变的引导,但百年来,中国文化精英并没有产生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突变。国民性批判,是产生这种突变的催化剂,我们需要鲁迅式的愤怒,也需要秦晖式的深沉的天真(刘瑜语)。

说明一下,以上三点,并无关联,相对独立。

 

来源:哲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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