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炎迅
欧美国家的院士，是科学界授予学术成就卓越、学术品格高尚的科学家的一个荣誉称号，和科学家的职务、研究经费、个人待遇并无牵涉。而中国的院士头衔却被庸俗化、功利化，院士头上除了光环，还包含着巨大的有形或无形的实际利益
就在两年一度的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当日，饶毅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一份简短的声明，称“在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这位前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病学讲席教授、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完成这个“蓄谋已久”的动作后，有一些与自己打赌胜利的俏皮，也有点从此在系统外自立门户的悲壮。
“中国有一部分人，总想把别人搞下去”
饶毅坐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他发表声明的初衷，“也许这样做了，对改变风气有一定促进作用。”
实际上，在那份只有200余字的声明的末尾，饶毅写道，“2011年3月5日写，2011年8月17日添加日期”。
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饶毅以一种隐含的幽默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预言能力——早在5个月以前，他就断定自己无缘中科院院士的荣誉。
“中国科学院选举是各个学部分开来，生物学里面在讨论的时候就分组，分成宏观生物学、微观生物学和医学。那些反对者集中在微观生物学里面，局部很容易有很大的阻力。”饶毅说，“我不能等到真的发生的时候再写，那可能情绪化。我原来写得挺长的，中间改短了。”
声明提前写好，他存在自己的电脑里并未发表。此时除他自己之外，圈内外朋友无人知晓。“绝不给任何人说，要是提前说了等于威胁别人了。”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规定，推荐院士候选人包括院士推荐和归口初选部门推荐两种途径，不受理本人申请。饶毅属于“归口初选部门推荐”，也就是由教育部推举。
饶毅最初得知自己被推选为今年院士候选人时并未拒绝。在他看来，如果拒绝就意味着，第一，对于中国院士制度彻底否定；第二，与老一辈院士中对自己有过知遇之恩的人恩断义绝。
在饶毅心中，老一辈科学家中有些人秉承着良好的学术传统。他曾不吝笔墨地在博客中予以介绍，其中包括林可胜、冯德培和邹岗等人。这些人中有的获得世界性的认可，有的在1985年饶毅出国留学时为他亲笔撰写推荐信。这些不能不考量的客观事实让饶毅接受了推荐。
之后的事情都按照正常程序展开。中科院各学部常委会组织本学部院士对有效候选人进行通信评审和会议评审。各学部常委会将本学部院士按学科专业划分为若干评审组，每个评审组应不少于15人。然后，院士对本评审组的有效候选人进行评审打分，于7月5日前将评审组选票寄送到本学部办公室。7月15日前，本学部主任会议确认打分结果。之后，升格为学部评审，8月5日汇总选票。15日前，各学部常委确认本学部打分结果，并按候选人名额排出名次，与规定名额的最后一名分数相同者，均为初步候选人，并向社会公布。
也就是此时，饶毅和所有人一样，从公开渠道得知自己出局了。
其实在那之前，作为圈内人，饶毅也陆续听到一些风声。“别人找我说的时候，我就听一听，但我不提问。”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有一部分人，总想把别人搞下去，踩别人一脚。总有人认为他是趴着进去的，你就会和他一样也趴着进去。”说这话时，饶毅仍在笑呵呵地轻描淡写，但言辞里却是愤懑。
在得知饶毅出局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表达了自己的“不理解”。“为了更好地在中国鼓励科技创新，保持创造力、学术活力，应该提倡把学术水平及科学贡献与科学家的个性和做事方式分开，要给有个性的科学家提供宽松的空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中国科学院一直拒绝对饶毅落选一事发表评论。该院宣传处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我们只是行政管理部门，对外发表观点恐怕不合适，可能会影响院士们的民主投票。”
一位曾多次参与院士增选工作的中科院资深院士表示，“就我自己多年参与院士增选工作的情况来看，这个过程中没有所谓的上级部门或上级领导出来有意引导的事情。”据分析，一些优秀科学家落选院士，“撞车”或许是原因之一。“如果在评审时同一个学科上有两个候选人，可能两人的得票就相差一两票，但因为名额所限，也会导致其中一人落选。”“多一票而当选，差一票而落选”现象的客观存在，也得到其他一些院士的确认。
但是对于饶毅的落选，有人开始为他鸣不平，认为是他一贯的“大嘴巴”为自己找来了麻烦。但饶毅笑着摇摇头，“我可能话多一点，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不说话的照样被冷藏、被打压。”
“我觉得人应该有自尊，不应该那么过分”
所谓饶毅的“大嘴巴”，是说他时常会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制度和中国科学界的浮躁气氛。
最著名的“大嘴巴”事件发生在2010年9月3日，饶毅与施一公联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这篇只有一页篇幅的文章，左侧配图为一叠百元大钞，着实刺痛了某些国内同行。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是饶毅被圈内的一些人“另眼相看”的转折点。这个常以对襟盘扣儿中式服装亮相的学者，还是继承了真正科学家的直言风格。他的行为似乎在破坏着沉默且封闭的中国科学界。但今年的这次院士增选，上述那篇文章的另一位作者施一公却进入了下一轮。虽然最终结果尚难预料，但二者的境遇仍引起公众的对比。
即使身处圈内，施一公仍乐于直言。“真正地把学术水平以及对中国的科学贡献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而不应该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因素作为主要评价标准。”施一公对记者说，“饶毅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美国取得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后第一个全职回国工作的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而早在1995年，饶毅就开始帮助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在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和后来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建设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7年，饶毅辞去美国教职、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关闭实验室，然后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此之前，饶毅留学、工作于美已经22年。这期间，他顺风顺水，哈佛大学博士后、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升任讲席教授。
在国外的各色科技工作者纷纷归国工作的背景下，饶毅这样的正牌教授全职回国当时成为一场媒体的盛宴。
在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一年倒计时的时刻，经过民族情怀的包裹，饶毅回国被赋予了“中国梦”的色彩，甚至被与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他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样的情绪添柴点火——饶毅决定放弃美国国籍。此举甚至引起《纽约时报》的重视，该报以饶毅和施一公为对象，对中国科学家回国潮进行了报道与点评。
看起来，饶毅已经习惯了美国式的直接。但实际上，在一片喧腾之时，他也在默默做着自我估量。“当时对回国后可能面临的状况想到了一点。对于中国人在背后的小动作没想到有那么多。我觉得人应该有自尊，不应该那么过分。”回国四年后，他坐在记者对面回忆当初。
很明显，这个平日里以研究果蝇、小鼠“打架斗殴”和“求偶、失恋”为乐趣的科学家，很难彻底弄清中国的科学同仁们是如何争夺资源的。此次院士评选的落选，在他自己看来“就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面对一个相对封闭又极度专业化的科学领域，院士的入选与落选，外界很难对原因做出清晰的判断。中科院对媒体称，“饶毅落选的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而在饶毅本人看来，这是一次系统性的警告。“如果你看名单上排名谁在前、谁在后就会知道，对有海外做教授经历的是全面打压，不止我一个。”他说。
对于院士评选的制度，饶毅的态度与外界想象的不同，他说，“我并不想彻底否定院士制度。它的存在有它的道理，而且还要存在很久。”
“让他们入虎穴吧，我在外面看着”
近年来，本应是科学界“圈内事儿”的院士遴选，由于与一些社会事件牵涉，而不断引起社会关注。在“饶毅事件”之前，人们最近一次对院士产生兴趣是“段振豪事件”：这位今年首轮被推荐为院士候选人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因涉嫌用学术经费“包二奶”事件而受到关注。
“饶毅事件”就在此波未平的时候发生了。因为匿名投票和专业性原因，无人出面澄清饶毅到底为何落选。但公众倾向于把饶毅看作一个牺牲品，气愤的网友在各大学论坛发飙，他们一致认为是饶毅不同流合污的姿态惹恼了主流学界中的强势人群。他们就此推测，饶毅应该对现有院士遴选方式和制度恨之入骨。
“院士制度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总体上是好的。”饶毅比他身后的“鸣冤团”理性很多，“这就像高考，里面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还有更好的吗？”
在饶毅看来，中国院士制度存在的最大价值是与强大的行政权力对抗。“中国的行政权太强，院士制度树立了一批学术权威。这些学术权威说话的时候，行政力量就会收敛一点，有所顾忌。”他对记者解释。
大众的打抱不平似乎有些偏离靶子，被大家认定应该批驳的院士制度，在饶毅心中只是一个结果，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合作方面是非常不好的，”饶毅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有些人为了得到院士这样的‘金身’，趴着也要进去，拍马屁也要进去。但是他们不去想，如果一个团体中有的人是夹着尾巴进来的，那么你作为团体中的一员，也是没有自尊的。”
在饶毅的观察中，真正品行恶劣、最会溜须拍马的，反而是有过国外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刚回来，年资低。听别人说在中国就得这样，他们就赶快去做，变本加厉。”饶毅说，“反而国内老资格的科学家大都是有自尊的。”
很多人之所以热衷于晋升院士，在饶毅看来，绝大多数人并非看重院士的“副部级待遇”，也并非真有很多人与权力部门勾结进行腐败活动。“更多的还是院士的终身制荣誉在吸引人，一旦得到，这个是拿不掉的。而且院士可以再去选下届的院士，很多人为此而对你卑躬屈膝。”饶毅对本刊说，“有少数人滥用权力，把院士名声搞坏了。但是大多数院士还是有自尊的。”
虽然已经出局，但饶毅仍算理性。他开玩笑说，“中国院士选举大致还可以，出错率可能比诺贝尔奖还低一点。我的事属于搞得太明显了。”
但是，他总要表态。目的是为了证明给年轻学者看，“不做院士照样可以挺起腰杆。”在此事发生之前，饶毅一直在博客上向国外的华裔学者介绍中国科研制度。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回国工作。落选后的高调回应也有些向海外同仁鼓劲的意思。“这件事最大的影响就是国外有些正教授、博士后不敢回来了。他们会想，饶毅已经被‘群殴’一次了，我的名头还没他高，那自己不是也得被‘群殴’吗？”他说，“我就是要出来说，落选没关系。得让他们有勇气回来，告诉他们不是回来就一定要拍马屁的。”
在这件事情上，饶毅乐于把自己类比为坚持一夫多妻的辜鸿铭和致力于复辟封建王朝的王国维。“北大总会出这种古怪教授。我这个古怪还比较轻微。”他说。
饶毅决定把自己的落选当作一次试验。“等以后我和一位学术与人品都不怎么样的院士出现在一个场合，你看看那些年轻人怎么表现，是冲着那位院士多笑笑呢，还是多听听我讲呢？这将很有意思。”他笑着说，“就让他们入‘虎穴’吧，我在外面看着。”
欧美国家的院士，是科学界授予学术成就卓越、学术品格高尚的科学家的一个荣誉称号，和科学家的职务、研究经费、个人待遇并无牵涉。而中国的院士头衔却被庸俗化、功利化，院士头上除了光环，还包含着巨大的有形或无形的实际利益
对很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而言，院士就是一个金字招牌，谁都想挂一张在自家的大门上。
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夫妇、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詹裕农和叶公杼教授对媒体表示，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但在中国，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对院士评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
因为关注，所以难免纷争。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案例是肖传国的故事，据警方讯问资料显示，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的肖传国认为是方舟子持续举报，导致其不能入选院士，遂买凶伤人。这个极端的案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某些人对院士头衔的看重。当科学家的故事成为市井谈资的时候，人们越来越关心：院士江湖，几多风云？
争抢院士
学者一旦有了院士头衔，很快就会受到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争抢”，而一番争抢之后，他们则是身价倍增：百万薪酬、房屋安置以及充裕的科研经费等等，类似的故事在各地一再上演。
1991年，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现了该校院士“零的突破”。此后，有关部门立即关照该校：“你们千万不要让杨院士坐飞机，如果有什么闪失，岂不是又变成了零。”
如今，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副院长、当年杨叔子的助手陈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就此事询问杨叔子是否属实。杨叔子说：“虽是江城著名笑谈，但我也的确有好几年不敢坐飞机。”
陈思中说：“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华中理工大学是怎样地渴盼院士、重视院士了。”
到1999年底，该校培养、引进和加盟而来的两院院士人数达到10名，其院士人数紧排在清华、北大、浙大、南大、上海交大等名校之后。
陈思中曾发表文章，分析华中理工大学缘何如此之快地形成“院士群”，首先提出“院士效应”的概念。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经常跟杨叔子院士在一起，周济、樊明武(华科的老院士)他们的形象设计都是我做的。”与几位院士的贴身工作经历，让他更深刻的感受到“院士”的影响力。一群院士聚集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榕树效应”。
“榕树是一树成林，一棵树它长起来以后，就在这个领域占领了制高点，占领了一个学科的地位，它的根系也可以成树。然后，如果有几棵榕树的话，在这片土地上就变成了森林。”陈思中说，彼此根系勾连，形成一个特殊气氛。
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当时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陈思中说，当时是2000年，周济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效应”这个概念，是他和一些院士、教授找到周济一起讨论，最后由周济定下来的。
潘垣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最早从事聚变研究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我国磁约束聚变技术及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为了引进潘垣院士，时任华中科技大学书记朱玉泉、校长周济等人四下合肥邀请。
陈思中回忆起一个细节，当他们发现潘院士的妻子患重病时，立即介绍武汉著名的同济医院帮助潘妻治病。
大批院士进来，“院士群”的形成，华中科技大学年科研经费大幅度增长，1999年已达1.598亿元。
陈思中说，当时水利水电系是在一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来每年的科研经费不到100万元。张勇传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又引进了吴中如院士担任系主任，刘广润被学校聘为教授后新增为工程院士，几位院士的学科形成了水电、水机、工程一体化。一年来，科研经费上升到 800多万元，“211工程”项目又拨款1200万元。研究生由过去招7～8名，到1999年招60多位，2000年准备招博士、硕士研究生120人。
于院士个人而言，在这一次次的邀请中，他们个人因为“院士”的头衔，也获得了不菲的利益。当时，同在武汉的211工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承诺，凡引进来的院士，都能获得每人100万元的科研经费、200平方米院士楼住房、50万元安家费。
类似的价码并非个案。特别是那些二三线城市的院校，为了提升学校等级，扩大招生，更是显示出巨大热情，位于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师范大学，是一所二本院校，为了引进院士，开出的条件是：一套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的别墅，一次性安家费50万元，配工作车和生活保姆；配偶、子女可随调；科研费、科研条件可满足需要；年津贴20万元；可自带助手，助手从优享受本校相应的引进人才待遇，其他条件面议。
陈思中坦言：“现在科技发展很快的，高科技领域的东西，包括计算机，你说年轻人的思维跟院士比，你比不比得了？但是，在号召力、凝聚力、形成氛围方面，你们年轻人做不到。”
如今1900多位院士中，宁波籍的有95名，为了引进这些宁波老乡，当地政府在全国首创“院士董事长制”，曾一次就引进6名院士，其中5位在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办工作室。
浙江本地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在宁波设立工作室，和杰邦森磁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项目(额度30万元)；在自动化控制领域，与宁波多家本地企业开展合作。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技术局吕局长对媒体说，这不是以往单纯的“院士挂名”，院士在高新区注册实体公司，全部按企业模式运作，院士得参股(股权必须占25%以上)，成为公司的董事长，工作室所在的技术团队必须控股。
而这些成了董事长的院士们，也不会长年驻留在宁波，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同时还会飞向其他地方，参与项目合作。
媒体曾这样写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来宁波的那天晚上，一辆银色商务车停在开元酒店门口，一身黑色呢子大衣的柴天佑走下车来。这次来宁波，是硬挤出的时间，第二天要回北京，后天到深圳开会⋯⋯他在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资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此行是来开董事会的。”
“尽管院士大概一个月才来宁波一次，但并不影响他管理工作室。因为他和院士之间有个约定：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间，约有一刻钟的通话时候，汇报宁波工作室前一天的运作情况。”另一位院士葛昌纯的助理王凡这样对媒体说。
但还是有不少人在网上提出质疑，这样候鸟型院士有点像在走穴捞钱。不少二三线城市的院士多为双聘院士，只是在学校挂名，很少出现。如天津大学姚建铨院士，同时又被郑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双聘。一人同时出现在这三个学校的院士名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