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网
作者：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纪念。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去感怀历史，怀念先人，愈加感到1911年发生的这场大革命不容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延续，合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留下最值得珍视的一页。
问题确实是从外部输入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在过去数千年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长时间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楷模，直至利玛窦来华，甚至直至马戛尔尼来华，西方智者但凡知道中国情形的，无不对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着敬仰。看看利玛窦之后两百年来华传教士写给他们同胞的大量信件和报告，看看德国哲学家的论述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讨论，那时的中国真有值得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地方。
然而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到了法国启蒙运动发生后，中国没有实现同步转身，依然固守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于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落后于世界，更重要的是，中国落后世界一个时代，人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近代社会，中国仍然在近代农业社会徘徊。
中国没有及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调整自己，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并没有因为满洲人入关定鼎中原而中断，中外之间的贸易冲突也因种种原因时有发生。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派遣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因为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充分，英国人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而中国对英国工业品却需要甚少，贸易严重失衡；二是英国作为近代重商主义国家，随着其贸易活动全球化，英国迫切需要与中国建立正常的近代国家关系，以便保护英国商人在远东在中国的利益。
马戛尔尼访华是中外关系的转折点。此前，西方人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对中国文明怀有一种敬仰之情，以为中国文明即便不是世界文明的未来，至少也是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法国启蒙思想家、德国哲学家等都对中国文明发出由衷赞叹。然而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后，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
中国无意着手解决中英贸易失衡问题，或许有着自己不得已的苦衷。然而清廷不愿解决问题的消极态度无疑激怒或者说惹恼了英国商人。这些早期资本家还处在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于是他们用“罪恶的鸦片贸易”去化解中英贸易失衡问题。
无限制的鸦片走私带给中国毁灭性的打击。用林则徐的话说，就是鸦片走私再不控制，将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于是，在林则徐等强硬派主导下，中英之间爆发了这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两年，时战时和，最终还是在英国人兵临城下之时签署了那份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江宁条约》，这个条约后来被习惯称之为《南京条约》。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往圣先哲的一贯教诲，但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太难了。在清廷统治者看来，《江宁条约》的签订换来了持久和平，五口通商、香港割让，好像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中国对外贸易官方管制的基本格局。殊不知中国不痛下决心进行改革，更大的危机就在后面。
鸦片战争时，比较清醒的中国人就发出睁眼看世界的呼吁，就有“自改革”的呼声。在过去很多年，我们不知道睁眼看世界的真实意义，我们很多人都觉得那时的中国人很愚昧，竟然不知道世界在哪儿，中国在何方？这个解读其实是不对的。中国很早就知道世界有多大，中国在哪儿，还在很久远的时候，中国人就有大九州小九州的区分；也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就漂洋过海与世界交流，到过欧洲到过美洲，到过非洲到过南洋。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都没有中断与外国人的交流，没有终止与外国人的贸易，这些贸易既有合法的管制的通商口岸的官方贸易，也有管制经济下必然出现的非法贸易，明清时期所谓倭寇，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就是武装走私，是经济高度管制后的走私贸易。所以，到了鸦片战争，到了中国人说要“睁眼看世界”的时候，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不是中国应该开放，应该与外国进行交流，而是中国人应该看清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弄清中国究竟与世界主流存在着怎样的多大的差距。这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真意义。
睁眼看世界强调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应该积极主动的“自改革”，不要被动地“被改革”。向西方学习，甚至向敌人学习，在传统中国文明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耻辱。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不耻下问，学习一切不知道的东西。这些都很正常，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正途。然而或许是因为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可能根本没有被汉化，根本不知道中国文明的真谛，或许因为他们承平太久了，对鸦片战争这点损失这点冲突太不以为然了。总而言之，中国并没有在鸦片战争之后迅速改变，清廷依然没有向西方学习的意思，浑浑噩噩度过了十几年。
1850年代中期，英国、法国以及美国都不再满足1840年代的五口通商，他们先后向清廷提出修约要求，期望中国全境开放，自由通商，期望建立近代国家关系，互派外交使节。对于列强的要求，清廷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予以拒绝，于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的确实不是时候，清廷不仅要与西方人作战，还有已经发生的太平天国内乱尚未平定。内外交困的清廷在与西洋人交手之后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彻底震撼了中国人，坚船利炮无疑是热兵器时代的基本武器，反观清廷的军队，还是大刀长矛，还是冷兵器，以冷兵器去对热兵器，无疑死路一条。痛定思痛，清廷在一批汉大臣的主导下，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统治下，终于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洋务运动，或洋务新政，或同治中兴、同光中兴。
由军事工业起步的洋务新政使清廷尝到了学习西方的好处，洋务新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实力，这对于打败洪秀全太平军起到了很大作用。由此开始，清廷逐步有意识有计划将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扩展，有意识在比较宏观的视野向西方学习，创办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很显然是希望将西洋文明比较全方位地引进中国。这无疑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
中国人踏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确实很不容易了，决心也是很大的，然而当我们拿中国与同时代的日本相比，我们又看到中国的洋务新政所要的西方化是远远不够的。日本人与中国面临的是同样问题，都是西方化的压力，但是日本人在较中国迟了七八年之后开始起步，他们上来就强调要学习西方，就要像过去千年学习中国一个样子，不学则已，要学就要彻底地学，完整的学，他们的口号是脱亚入欧，是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意义的近代国家。一百多年后回望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时代而不同的选择，我们不能不感慨日本明治维新那一代政治家的老道成熟与精明。
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的洋务新政就显得太小儿科了。中国人太功利了，在学习西方之始就强调只学人家的长处，不要人家的问题。问题是人家的问题是什么呢，谁来决定哪些是西方的长处，哪些是西方的问题呢？那时的中国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国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国人两千年来所构建的政治体制，都是当时世界的最优选择，西方人优于东方优于中国的，只是他们的坚船利炮，只是他们的雕虫小技，所以，中国人学西方，不必像日本人那样尽弃其学而学焉，中国既然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坚守自己的底线，学人之长补己之短。
中体西用的口号，当然也不是上来就这样反动，这个口号在1860年代早期还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这个口号其实是告诉那些比较顽固比较守旧的人，列位放心好了，我们向西方学习只是学习他们的长处，并不是要彻底西化，更不会去除我们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体西用在其早期是有意义的。
孙中山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如果一定要说中体西用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口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趋反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
大约到了187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中国经济在适度宽松的政策下，已经获得了新的活力，洋务新政重点建设的军事工业军事工程也有了很大成效，在这个时候，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适度在社会及政治层面进行一些改革，中国的问题或许会有相当改善。然而，那时的恭亲王，还有其他洋务新政的领导人都太满足于经济的军事的成就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全部，中国只要将西方之用之末嫁接到中国之体之本，那一定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结果，中国白白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一个畸形的近代化差不多将中国带入一个死胡同。
经济的片面发展，使清廷有力量在1880年代创建一个比较强大的海军。如果从海权意识维护国家权力的目标说，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并不为过，问题在于，清廷没有与强大军事力量相匹配的政治架构，即便在军事架构指挥系统上说，中国那时也没有多大长进，是一个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旧人，因而也就无法使这些现代化武器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遇到关键时刻，这些现代化的武器不是给帝国长脸而是跌份而是掉链子。
一个貌似强大的军队使清廷统治者产生了虚骄，一个不明所以的军事强大也使许多言官许多清流成了狭隘的爱国主义者，由此终于导致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
自从中国被迫面对西方的压力后，中国确实有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逐步向近代国家过渡，逐渐放弃了先前天朝上国的气派，逐渐接受了周边尚未真正融入中原帝国的那些族群走向独立。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逃避，一种对责任的放弃。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文明从来就是滚雪球一样的将周边族群不断收容进来，现在因为西方的压力，中国就将这些周边尚未完全开化的族群自生自灭，或听任西方的宰割，其实就是放弃了中原帝国宗主国的责任。暹罗、越南、缅甸等南部西南部的这些族群在恋恋不舍中离开了中国，有的走上了独立，更多地则转投西方，甚至有的干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的南部屏障在短短几十年丧失殆尽，中国奉行另一种“光荣孤立”，只将心思用在自己的强大上。
但是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对周边藩属并不是一律放弃，比如东北亚的朝鲜半岛，由于比邻清廷的龙兴之地，而且距离政治心脏北京太近，清廷在对待朝鲜半岛问题从一开始就与对待南方藩属的情形不太一样。1880年代，当中国力量还不足以与觊觎朝鲜的日本人较量决战时，清廷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主导下采取了妥协方针，适度容忍日本人对朝鲜问题插手。这一方面避免了局部战争影响清廷大局稳定和强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其实也为朝鲜问题的复杂化埋下了伏笔。朝鲜原本就是与中国亲近的属国，中国如果从一开始拒绝日本对朝鲜问题的干预，不给日本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中国继续承担朝鲜的安全保障，继续将朝鲜作为自己的属国看待，那么朝鲜问题就不会像后来那样恶化，一发不可收拾。
恭亲王、李鸿章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外交不仅给日本人可乘之机，而且使朝鲜内部的反华势力逐渐坐大，逐渐与日本人结盟，于是到了1894年，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势必开战，几十年的和平局面就此结束。
外交的失误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日势必战场上论胜负决雌雄，也是因为先前几十年不明所以的经济成长与虚骄，言官们、清流们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蒙蔽，它们根本分不清大清国的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究竟到了如何伟大的程度，外国人的力捧使他们信心满满，使他们真诚相信中日一旦开战，胜利就在挥手之间，号称世界第几、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就是他们讨论一切的基础，任何一个反对者确实都没有办法否定中国不强大，都无法阻止中国走向战争，一决雌雄。